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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7日 星期一

《美中貿易戰的全球市場經濟系統與和平結構深刻原因》

《美中貿易戰的全球市場經濟系統與民主和平理論深刻原因》

美中貿易戰,以及背後的科技戰等。個人20180402FT(英國的金融時報)讀到的一篇,覺得深刻,再找出來。那是劉遠舉先生寫的《中美貿易戰中被忽略的大象:技術轉移與安全聲明》一文,在中國瘋傳後被禁。只談其經濟理論,原來在市場經濟,各國不以國家力量干涉,各國只發展自己的優勢產業,譬如日本沒有GPS、荷蘭沒有CPU,美國沒有光刻機、英國沒有手機晶元、加拿大沒有核技術。在這個分工體系,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全部的技術,各國經濟上互相依賴,這使得世界打不起仗,這是和平結構。但中國違反自由經濟原則,在一國之內追求完備的工業體系,而且這又是以國家力量介入併吞他國私有企業的不公平競爭。經濟上不依賴他國不止是經濟貿易上的問題,也對構成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其他各國造成安全上威脅。目前世界和平理論中最盛行的是「民主和平理論」,就是在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這也符合二戰以後的歷史。上述的全球化市場經濟是此理論的輔助結構。中國的問題在上述市場經濟之外,政治上中國還是個極權專制國家。

陳立民(陳哲)

下為此文
《中美貿易戰中被忽略的大象:技術轉移與安全聲明》
劉遠舉:中國承接了大量的技術轉移,通過非市場的方式,全面逆比較優勢而行,同時保持意識形態的獨特性,這顯然是一份「不安全聲明」。
FT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更新於201842 06:49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劉遠舉

美國宣布600億關稅的時候,我正在杭州,一個人晚上無事,去看了漫威的超級英雄電影《黑豹》。電影講的是,多年以前,一塊隕石掉到了一個原始部落。隕石上的振金金屬,是一種自帶科技的神奇金屬,於是,原始部落的科技得以飛躍,壓倒性的超越了目前地球上的任何國家。但是,原始部落在擁有高科技的同時,仍然是國王統治制度。由此也造成了電影中的一系列衝突。當然,電影的結局總是好人戰勝了壞人。

我們再來把振金故事的設定改變一下,假設振金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學習、使用這種技術的人,都會有飢餓感、會減少十年壽命。那麼,當今哪個國家,承接這種振金技術的效率最高,可以一躍成為世界科技強國?顯然,這就是低人權優勢。這就是一個北京模式與華盛頓模式的故事。如果這個國家,像電影中那樣,要去拯救世界上的勞苦大眾呢?

講完故事,書歸正傳,還是回到自由貿易。

自由貿易的第一層意思是貿易,即商品的流動,人的流動,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些流動也是技術擴散的過程。

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後,中國製造業尤其是出口相關的製造業快速發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一經濟現象的實質是技術擴散與技術承接。出口的實質是參與國際分工,國際分工背後則是技術擴散:FDI、進出口、世界工廠都是技術擴散的結果。

承接技術轉移過程,本質上是市場起作用,但中國的特殊之處則在於強大的政府主導。一般而言,政府主導是低效的,但在承接技術轉移的大背景下,因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術轉移,已經過市場甄別,承接技術一方已經知道高速公路、地鐵、發電廠、水壩、核電站、紡織廠、鍊鋼廠、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場的技術和經濟合理性,所以,不需要市場進行方向性選擇,只需按既定明確的方向進行高速擴張。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強勢主導的一些特點,如:集中力量辦大事,產權弱約束,不追求市場效率,忽視風險,乃至低人權,就成為了承接技術擴散的優勢。政府強勢主導和市場化的結合,的確非常適合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

全球化體系中,技術轉移的形式很多,可以是合法的知識產權轉讓,甚至竊取,也可以是合資建廠,外資企業技術人員跳槽,留學生等形式。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些形式,在全球化體系中,西方國家透明、高效的學術評價體系,實際上向中國輸送了學術評價功能。比如,在國外期刊上發表文章,國外的學術頭銜,在中國的科研體系中是有效的,這保證了國內學術方向的正確性,學術人才評價的客觀性,從而避免李森科式的意識形態學閥,也避免了當年錢學森畝產萬斤這類唯長官意志的論證。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創新,受益於西方國家的學術體系,以及保障這種學術體系的民主法治

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李森科以一人之,拖慢蘇聯生物科學30

技術創新是市場經濟皇冠上的明珠。從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角度來看,技術創新,也是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與法治的結晶。所以,中國通過參與國際分工,既能發揮低人權的優勢,又享受到了西方民主與法治的紅利。

自由貿易的第二層意思是自由自由貿易,自由在前,貿易在後,先有自由,再有流動,本就有意識形態的含義。而且,自由的要素流動,會帶來意識形態的擴散,導致參與貿易的各方的觀念趨同。於是,自由滋生貿易,貿易促進自由,自由保障整個貿易體系的安全。

自由貿易保證安全,還有經濟層面的機制。在國際大分工的背景下,市場導向、利潤導向、比較優勢導向,各國必然會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局面,經濟上的綁定就會很緊密。比如,波音飛機的零部件由70多個國家的545家供應商生產。這就保證了整個貿易體系的安全。

那麼,如果貿易變得不那麼自由呢?毫無疑問,自由貿易帶來的意識形態趨同效應,沒有了。這也無需多言。其次,自由貿易保證安全的經濟機制,也沒有了。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比較優勢學說認為,國際貿易可以使一個國家在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大幅度提高生產率。但薩繆爾森提出:通過國際貿易,一國在原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也可以意外地提升了生產率。這個時候,兩國間的比較優勢差異不再存在,國際貿易變得沒有必要。但是,原本在這個領域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國家,受益了,卻永損他國的利益。通常來說,按照市場原則,一般來說,一國的資本是不會投入到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去參與國際分工的,因為沒有優勢,會虧本。退一步說,即便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也會提升生產率,甚至達到和其他國家一樣的水平,但這個過程必定是緩慢的。但是,當國家的產業政策、財政補貼、非市場化的手段廣泛的、高強度的介入,卻可在短時間內達成這個目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鐵。強勢的劉志軍以控制整個鐵路市場的威力,壓制德國、日本相關企業,強勢的促進技術的轉移和承接、以及隨後的逆向工程與創新,一舉使中國高鐵成為世界第一。

這種逆比較優勢的行為會有什麼後果呢?

著名的科幻小說《三體》中有一個「安全聲明」的概念,簡單的說,就是自我剝奪飛向宇宙的能力,讓別人相信自己沒有危險。在現代政治理論中也有這樣的安全聲明,那就是所謂的「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理論。雖然理論只是理論,但一定程度上,這仍然是一種現實的安全聲明。國際貿易、全球化,使得這種聲明更加可靠。

在今天全球化、國際大分工的背景下,在市場導向、利潤導向、比較優勢導向下,參與國的專業化分工只能導致各自加強其原來的比較優勢,也就是「自廢武功」。日本沒有GPS、荷蘭沒有CPU,美國沒有光刻機、英國沒有手機晶元、加拿大沒有核技術。這實際上是在發表安全聲明:「我始終相信世界是和平與發展的,我與世界始終不分離,不孤立,不對抗」。所以,不追求完備的工業體系,市場化的進入全球化分工,這是自由貿易之下,形成的安全聲明。

反之,如果看重、強調建設國內完整的工業體系,不是以市場導向、利潤導向,而是用政策、財政補貼去扶持弱勢行業,比如裝備業、半導體行業中的弱勢領域,計劃建立完整而強大的工業體系,那麼,這種方式就是在準備「我要獨立於你們而生存」。

此次貿易戰成為輿論熱點之後,網上有一篇文章列舉了世界上其他國家掌握的,而中國還沒掌握的核心技術,文章本意是想表述中國還離不開世界,但再想深一層,預示的意義深刻。首先,這種對比是不恰當的,因為是拿中國與世界相比,但是,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恰當的,因為中國對標的從來都是世界。

再舉一個例子,光刻機,是整個半導體行業的基石,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是現代文明的基石。但是,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光刻企業,而中國人熱衷於發展自己的光刻技術。不管是在知乎,還是在軍迷網站,光刻機都愛國青年的熱點所在。

那麼,以非市場的行為參與國際貿易,這不僅是對WTO全球分工的不信任,本質上與自由貿易是衝突的。而且,更是對整個和平與發展判斷的不信任,與對潛在衝突的準備。這就是不安全聲明。更何況,中國還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內的民族主義甚至可以說是世界大國中,求戰心情最切的人群。此外,還有孔子學院、「銳實力」的諸多行為。

行文至此,可以總結一下了。通過有控制的參與全球貿易,中國承接了大量的技術轉移,同時,國內創新體系,也受益與西方的民主與法治制度。與此同時,在政府控制下,通過非市場的方式,全面逆比較優勢而行,實現趕超。同時,保持意識形態的獨特性。這一切放在中國身上,顯然,就是一份「不安全聲明」。

那麼,站在美國及其盟友的角度,這一過程不應持續下去。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此次貿易爭端中,美國人說得最多的是技術。

這一次中美分別給出的增加關稅清單中,美國主要集中在機電產品,中國主要集中在農產品。有人說,從這份清單那看,美國是一個農業國,出口農產品,而中國是一個工業國,出口的是工業品。這種解讀當然是錯的。美國的這份清單,一方面是保護自己國內同類產品,避免他們遭遇中國產品的競爭。另一方面,作為技術更先進的國家,高關稅使得在中國生產的這類產品在美國市場缺乏競爭力,這就使得資本不會選擇到中國來進行生產,再出口到美國。這就避免了因為資本流動、合資建廠等方式導致的技術轉移。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西方有兩個戰略,第一是冷戰,第二是自由貿易。在中國人想著以市場換技術的同時,美國人想的是,用技術換意識形態。這正好是前面所說的自由貿易的兩個效應。現在,冷戰成功了,而後一個戰略失敗了,不但失敗了,而且,被兩國間因為貿易產生的經濟利益綁定、掩蓋,並穩定下來。以至於扎克伯格可以在辦公室放一本紅書,不用有任何公共形象上的擔心與顧慮。

在上世紀60年代,這是不可想像的。整個西方戀戀不捨低人權優勢產出的廉價產品,中美精英共治中國勞工的模式,讓西方精英欲罷不能。這個時候,美國人選出了特朗普。特朗普或許本無意於意識形態,但是,他身邊具體的政策制定者未必如此,更重要的是,一旦經濟利益綁定被打破,或者減少,資本的貪婪被長遠的考量壓制,原來被利益掩蓋的根本性的意識形態衝突就會重新冒出來,目前貿易模式所蘊含的對西方的不安全性就會被人審視,世界就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均勢上。

所以,即便短期貿易戰能夠得到和解,從長遠來看,這種有控制、非自由的貿易模式,是不可繼續下去的。

網址: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76978?full=y&archive

2018年9月19日 星期三

《國家將消失 主權將被拋棄 歐盟為實踐實驗場》

國家這個制度不是理所當然存在的;當人類更文明之後,這個制度將會消失。

主權在當代的意義則是在憲法寫好之後,再將之暗中做掉的詭計;主權國家主義將被丟進歷史的灰燼。

歐盟有偉大的理想,它不斷地以法律、制度與決策干預盟內各國內政與限縮各國主權;當歐盟的決議到達能決定各國大部份的內政時,國家制度就在歐盟內消失。

個人主張以真善或普世價值為理想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而且排除國家作為中間階段;個人認同歐盟的理想,既反對民族國家主義,也反對主權國家主義。

陳立民 Chen Lih Ming(陳哲)於 19 Sep 2018

2018年9月9日 星期日

《從美挺台召回3國使節事件 談台灣邦交國斷交與主權國家理論》

蔡英文擔任總統以來已數次出國訪問友邦,但迄今仍有五個邦交國斷交,台灣目前僅剩17邦交國。部份台灣人認為只要和美國維持緊密關係,邦交國持續減少沒有關係,反倒還可省下不少金援的錢。事情有那麼簡單嗎?我們看到一則消息,八日美國國務院召回駐多明尼加大使、薩爾瓦多大使以及巴拿馬代辦,以了解其派駐國與台灣斷交的決定過程。此召回事件顯示,美國認為如果台灣沒有邦交國,台灣的國家地位將會很棘手。



個人一向反對國家制度,認為這制度不文明,也深信此制度未來將會消失;個人主張類似歐盟理想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個人也極端反對國家主權的概念,認為主權是憲法寫好之後,再暗地裡將之否定的詭計,以方便極權統治。但是個人並沒有天真到認為在現今的、現實的國際政治中國家與主權不重要。
台灣一般所了解的主權國家理論包含它國承認是國家構成的要件,這是國家構成論(constitutive theory)。另一種主權國家理論是國家宣告說(declarative theory),主張只要有人民、國土與政府即是主權國家,至於它國是否承認與其主權國家地位無關,最常被引用的《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就是採用此種主張。在現今實務上兩種理論都有被採用。所以,構成論有效,所以不能天真地以為沒有邦交國也無所謂。如果哪一天台灣沒有邦交國,也就是沒有被任何國家承認,這時某國說,根據國際法,台灣不是國家,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就會有困難。台灣也有人說,如果全部邦交國斷交台灣就宣佈獨立,個人也如此說,但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

台灣至今在中南美洲與太平洋島國的紀個邦交國,據個人了解,最初就是受惠於美國的幫助;也就是如果當初沒有美國示意,台灣可能本來沒有這些邦交國。美國當初這樣做,大概就是認為台灣的國家地位需要一些邦交國。同時從這個背景下看國務院召回駐外大使事件,美國可能想知道中南美洲這個美國後院(勢力範圍)發生了什麼事,也可能是想幫助台灣。還有就是數日前 4位參議員提出《台北法案》以協助台灣鞏固邦交,美國務院7日宣布召回美這3國代表,可能與法案同一思維。不管這些背景,美國顯然重視台灣邦交國減少這件事,應該也認為如果沒有邦交國,台灣國家地位會很困難。這就是個人的見解:沒有邦交國在現今國際法與國際政治上是件嚴重的事。還有,台灣有些人說邦交國斷光光就順勢獨立這件事,看看美國連台灣邦交國漸少都擔心,台灣要獨立的事更讓美國擔心。我們須知,美國與中國這個大國的關係對美國非常重要,美國不會為了台灣而破壞美中兩國未來數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國家關係。一些台獨人士把台灣看得很大,以為台灣多了不起、多重要,美國一定需要。對美國台灣有一定的重要性,美國也願意付出一定的力量,但也不會更多。

此外,邦交國減少可節省金援這件事大概不會發生。就個人所知大約四十年前有一富有國家援助窮國的協定,金額是各國GDP0.35%,此資料個人一時找不到。以前知只有一歐洲小國做到,不過各國都有做些。台灣身為國際社會一份子,即使不在許多國際組織內,也必須承擔些這類義務。台灣是把付給這些邦交國的錢算在這0.35%的義務內,雖然台灣可能富更多。但是,即使沒有了邦交國,金源窮國這件事還是要做,所以沒省什麼。

陳立民 Chen Lih Ming (陳哲) 於 10 Sep 2018
  
下為美國國務院召回3國主外人員這件事的數則國內外相關新聞網址:

斷交事件 美挺台召回3國使節
〔自由時報 記者彭琬馨/台北報導2018-09-09

美國國務院昨日宣布,召回駐多明尼加大使、薩爾瓦多大使以及巴拿馬代辦,以了解派駐國與台灣斷交的決定。這是美國行政部門對中國挖台灣拉丁美洲邦交國的最新反應,也是蔡政府上台以來,美國行政部門首次就與台灣斷交的國家召回駐在國大使。

中國大挖台邦交國 美最新反應
美國國務院以發言人諾爾特名義發出聲明表示,已經召回駐多明尼加大使柏恩斯坦、薩爾瓦多大使馬尼斯與巴拿馬代辦康若珊,以了解派駐國與台灣斷交的決定。
諾爾特在聲明表示,這三位大使或代辦,將與美國政府領導層商談,討論面對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美國應如何支持強勁、獨立且民主的機制與經濟。

拉美斷交召使 美行政部門首例
外交部昨對此表示,不評論個別措施,但就台灣國際空間議題,長期以來與美國政府密切溝通。

總統蔡英文二一六年上任後,巴拿馬、多明尼加與薩爾瓦多三個中美洲友邦,接連在去年六月、今年五月與八月宣布與台灣斷交,並隨即與中國建交。

蔡總統結束中南美洲同慶之旅返台隔天,薩爾瓦多轉向中國後,美國政府與國會都有大動作反制。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回覆台灣媒體郵件時表示,對薩爾瓦多的決定深感失望,也正在審視台薩關係。

隨後白宮也罕見發表聲明,除重申將重新評估美薩關係外,也對薩爾瓦多執政黨卸任前做出不透明決定,與台灣中斷外交關係,將影響整個美洲區域的經濟健康與安全表達嚴重關切,並呼籲各國要警惕中國的經濟宰制。

美參議員提台北法案 保護台灣
除了行政部門,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賈德納與同黨參議員魯比歐,以及民主黨籍參議員馬基、梅南德茲也於四日共同提出「台北法案」(TAIPEI Act),希望加強台灣在世界的地位,並授權美國國務院採取調降外交關係或改變外援等措施,防止相關國家做出對台灣不利的行動。
上則自由時報新聞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230832


路透社新聞網址: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taiwan/u-s-recalls-diplomats-in-el-salvador-panama-dominican-republic-over-taiwan-idUSKCN1LO00N

紐約時報新聞網址:https://www.nytimes.com/aponline/2018/09/07/us/politics/ap-us-united-states-taiwan.html



中國時報新聞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909000383-260119

2016年12月14日 星期三

【 從美國兩位重要官員所撰文 看川普的外交大戰略 】

川普外交戰略大家都還在觀察,以下兩位重要人物寫的兩篇重要文章分別從支持與批評角度看,或可看出川普外交戰略。

歐巴馬的現在的副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投稿給紐約時報,批評川普的外交布局。在末段可見其義,個人認為就是講「價值」。儘管川普有可能對台灣更好,但個人認為「共同的價值觀」還是比「國家利益」更重要。

另一篇是可能擔任川普副國務卿的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波頓(John Bolton)所寫。那是在蔡英文當選總統次日,他寫的「打台灣牌」,好像就是川普現在所做。

下為上述二重要人物所撰二文:
What Is America Without Influence? Trump Will Find Out.
New York Times, OP-ED CONTRIBUTOR By ANTONY J. BLINKEN December 14, 2016

WASHINGTON — In February 1945, in the twilight of World War II, Franklin D. Roosevelt, Joseph Stalin and Winston Churchill convened in Yalta, a Russian resort town in the Crimea, to deliberate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war and the peace to follow. They agreed to a postwar order managed by Roosevelt’s “Four Policemen” —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Russia and China.

Roosevelt was convinced he could cajole Stalin into keeping his Yalta commitments to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an undivided Europe. Stalin had a very different vision: a world shaped by spheres of influence within which the will of the strongest prevails. In the Soviet sphere, darkness descended on Eastern Europe for 45 years.

It fell to President Harry Truman to contain Soviet expansionism. He built America’s first peacetime alliances, starting in Western Europe, then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took the lead in shaping the norms, rules and institutions of what became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Marshall Plan.

The liberal order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favored an open world connected by the free flow of people, goods, ideas and capital, a world grounded in the principles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sovereignty for nations and basic rights for their citizens. It did fall short of its ideals, ofte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Yet despite the hair-trigger tensions of the Cold War, it produced decades of peace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while building shared prosperity.

The postwar order that America built now is facing acute challenges, including from old competitors. Russia’s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s no Stalin and Russia is no Soviet Union. But Mr. Putin does seek to recreate a Russian sphere of influence while picking apart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prevailed in the Cold War. China remains focused on stability at home, but the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it has propos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us stick to our side of the Pacific and let China play the pre-eminent role on its side.

America’s allies in Europe and Asia are fixated on whether the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reject the re-emergence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or embrace them. They worry that, in his campaign, Mr. Trump seemed to approve of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autocrats and favor a transactional approach to Mr. Putin. He showed little concern about Russia’s cybermeddling in our election or aggression in Ukraine while suggesting that NATO is “obsolete.” He argu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get out of the business of “defending the world” and described Japan and South Korea as free riders that should pick up the burden of their own defense and nuclear deterrence.

He has promised to jettis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ade agreement, ceding to China economic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influence in Asia. For many Europeans and Asians, these proclamations translate into a world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retreats into its cocoon, and Russia and China dominate them in bo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The United States must not see China or Russia through a zero-sum pris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deepened areas of cooperation with Beijing,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the handling of the Ebola epidemic, the Iran nuclear deal and North Korea to joint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negotiated the New Start nuclear arms reduction treaty with Moscow and championed Russia’s admission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Yet when Russia or China challenge the principles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United States must stand up to them. In Ukraine, Mr. Putin has sought to change the borders of Russia’s neighbor by force while denying its people the right to decide with which countries, unions or alliances they associate. It is why American support for Ukraine matters.

So does our resolute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re, China’s conduct in claiming vast territorial waters and building military outposts on artificial islands risks undermin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free flow of commerce upon which our prosperity depends,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that undergirds stability and the rights of allies we have vowed to defend.

A sphere-of-influence world would not be peaceful or stabl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be immune to its violent disruptions. Hegemons are rarely content with what they’ve got; the demand to expand their zones as well as cycles of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within them will lead to conflicts that draw u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to accept permanent commercial disadvantage as economic spheres of influence shut us out or incite a race to the bottom for workers, the environ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nsparency.

America’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peace and progress has bee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n open, rules-based, connected world. Now we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o continue to defend, amend and build upon that foundation or become complicit in dismantling it.
Antony J. Blinken is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下文搜尋一下應可見全文:
The U.S. Can Play a ‘Taiwan Car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y JOHN BOLTON, Jan. 17, 2016 1:04 p.m. ET

If China won’t back down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has options that would compel Beijing’s attention.

Taiwan’s elections have returne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o power. Rolling over the incumbent Kuomintang (KMT) nationalists, the DPP won both the presidency and a legislative majority, giving it controls of both elective branches for the first time.

President-elect Tsai Ing-wen didn’t center her campaign on attacking the KMT policy of closer relations with China, focusing instead on Taiwan’s lagging economy, but neither did she reject the bedrock DPP platform of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Her rhetoric, including...

2016年11月10日 星期四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引發25個城市數萬名不滿民眾抗議遊行

11 日台灣兩大兩小報的頭版頭條還是報導川普當選總統的事,出人意外的是重點是美國一些選民上街抗議,吼叫「(川普)不是我的總統!」,加州甚至興起「加州脫美」運動。這些顯示「一個總統、兩個美國」的現象顯示一般民主選舉制度的弱點,以及特殊的美國世俗民主問題。此外,這和 5 月「英國脫歐」也有相似之處,個人有時間時想探討一下。

 下為今日兩大兩小報頭條:
2016 11 11 日台灣各報頭條速報
中央社 發稿時間:2016/11/11 07:08

聯合報:分裂的美國 喊團結
(中央社網站)聯合報 11 日報導,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出乎各界意外,面對未來四年川普主政所產生的變局與衝擊,美國朝野兩大黨以及美國在國際社會的盟友和對手在震驚過後,努力站穩步伐,開始未雨綢繆。

中國時報:川普百日新政 翻轉美利堅
(中央社網站)中國時報 11 日報導,政治素人川普爆冷當選美國總統後,真正的挑戰才要展開,他選前於賓州發表的重大政策演說,在他勝選後立刻被提出檢視。在這份擘劃入主白宮後百日內推行的系列新政中,川普宣稱將把歐巴馬總統的健保改革、移民改革,以及自由貿易協定,納入優先推翻的目標。不過這些主張能否落實,仍存在變數。

蘋果日報:反川普 25 城示威潮
(中央社網站)蘋果日報 11 日報導,在選戰中引爆諸多爭議的狂人川普,意外在周二的美國總統大選勝出後,全美隨即動亂四起,持續到昨天,至少 25 個城市共數萬名不滿他當選的民眾抗議遊行,焚燒川普肖像,或燒垃圾、佔據高速公路,悲憤高呼:「(川普)不是我的總統!」示威者與警方發生零星衝突。加州更有團體倡議「加州脫美」運動,盼能從川普治理的國家中獨立。

自由時報:反對川普 怒火延燒
(中央社網站)自由時報 11 日報導,美國大選雖已塵埃落定,但撕裂美國的後果正在擴大。九日相繼傳出反川普人士在美國幾個主要城市和大學校園示威遊行,且抗議有激化趨勢。雖然美國總統歐巴馬、落敗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九日都懇求民眾團結,希拉蕊還呼籲人民給川普「領導的機會」,但許多抗議群眾置若罔聞,在示威現場,隨處可見川普「不是我們的總統」的標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這現象是「一個總統、兩個美國」或
「分裂的美國」

2016年7月12日 星期二

孔傑榮:海牙仲裁庭的南海爭議裁決 對中國具法律約束力

中國在南海主張「九段線」聲稱擁有南海島嶼及人工島權利,被菲律賓以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向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院提出南海仲裁案。

海牙國際法庭對於菲律賓南海仲裁,在中文媒體所見分析中,個人認為,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也就是馬英九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所寫 "Like it or not, UNCLOS arbitration is legally binding for China" 這篇分析最見法學高度與論證能力。以下附上原文與中文意譯。

孔傑榮:仲裁庭的裁決對中國具法律約束力
VOA 美國之音2016.07.12 08:07 方冰

紐約— 
著名國際法專家、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星期一撰文指出,不管中國喜歡與否,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該公約的仲裁庭作出的裁判,對中國具有法律約束力。這項裁決將於美東時間星期二早晨作出。

裁決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仲裁庭作出
孔杰榮(Jerome Cohen)教授的文章首先澄清了外界不甚清楚的兩個名稱:“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仲裁庭。孔杰榮說:“大家必須了解,星期二的裁決不是由海牙常設仲裁法院作出的,而是由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回應菲律賓訴中國仲裁案所設的是仲裁庭(以下簡稱“仲裁庭” )作出的。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只是處理行政事務的管理機構,是仲裁庭的書記處。這個仲裁庭由5位世界頂尖海洋法專家組成。”

根據海牙常設仲裁法院提供的資料,這5位專家是擔任首席仲裁員的加納籍法官托馬斯·門薩(Thomas A. Mensah)以及其他仲裁員:法國籍法官讓- 皮埃爾·科特(Jean -Pierre Cot)、波蘭籍法官斯坦尼斯拉夫·帕夫拉克(Stanislaw Pawlak)、荷蘭籍法官阿爾弗雷德·蘇斯(Alfred Soons)和德國籍法官呂迪格·沃爾夫魯姆(Rüdiger Wolfrum )。

孔杰榮說,雖然仲裁庭作出的任何裁決都可以被以“可爭辯”為由擅自拒絕,但毫無疑問的是,“不管北京如何反复譴責仲裁庭的合法性,甚至仲裁員的能力和公正性,仲裁庭作出的裁決在法律上對中國具有約束力。”

他說,中國主張其擁有對南中國海“無可爭辯的主權”,因此拒絕仲裁庭作出的可能涉及其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的裁決對其具有約束力,並表示中國從未同意在這些問題上由任何第三方進行的公正仲裁。

北京批准《公約》就要接受裁決
但是孔杰榮認為,北京的辯解具有誤導性質,仲裁庭的裁決並不決定其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而是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解釋和運用。因為“仲裁庭已經表示,其裁決不是對以上這些問題作出的決定,而僅僅是對其它重要問題的關切,所有涉及的是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解釋和運用,因此,是在仲裁庭的裁決權範圍內。”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爭端的解決”的第二節就是對“有約束力裁判的強製程序”作出的規定。孔杰榮表示,“《公約》要求強制解決爭端、要求各方遵守裁決,中國既然批准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就意味著中國明確同意接受仲裁庭的裁決。”

舉例而言,什麼是這次仲裁庭裁決所及?仲裁庭可能詳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21條第三款“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 澄清對擁有 200 海裡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和 12 海裡領海的“島嶼”的定義,而並不涉及誰擁這個島嶼的主權問題。

仲裁庭也可能會澄清對在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前就存在的國家對海洋權的申索,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對中國主張的概念模糊的“九段線”是否應該被認為是一種“歷史權利”的解釋。

拒絕履行《公約》的國際法捍衛者
孔杰榮表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 5 位專家組成的獨立、公正的仲裁庭,清楚提供了對這些問題的決定和程序規定的詳細闡述,任何已經批准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對其提出申訴的國家無需進一步對此表示同意。孔杰榮認為,“當中國批准了《公約》並同意受約束於強制的第三方的任何裁決時,這種同意是對中國主權和其對尊重和遵守國際條約作出承諾的自由行使,無論國際條約通過程序作出了什麼裁決。”

孔杰榮批評中國政府一方面對其拒絕履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承諾提出“沒有說服力的辯解”,另一方面還聲稱“中國才是國際法的真正捍衛者”。

孔杰榮在文章中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國家已經同意了強制性第三方裁決,卻隨便放棄其莊嚴的條約承諾,不但繼續留在條約體系內,還要挑戰被授權的獨立仲裁庭作出的裁決,請大家想想,這會把世界法律體系搞成什麼樣。”

上則新聞見網址:http://www.voachinese.com/a/jerome-cohan-20160711/3414520.html

下為孔傑榮英文原稿:
Like it or not, UNCLOS arbitration is legally binding for China
East Asia Forum

11 July 2016
 Author: Jerome A. Cohen, NYU

International media have come to focus on Tuesday’s anticipated decision in the Philippines’ arbitration against China. Beijing’s recent propaganda and diplomatic blitz has raised the prominence of the case to new heights. The dispute involves no fewer than 15 issues, many of them highly technical. Yet the basic issue in the case — whether the decision will be legally binding on China as well as the Philippines — is reasonably straightforward. Still there appears to be widespread misunderstanding surrounding it.

We should recognise that this will not be a decision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as so many press reports state. That institution is the facilitating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for the arbitration tribunal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in response to the claim submitted by the Philippines against China. The decision will be made by the UNCLOS tribunal, which consists of five of the world’s leading law of the sea experts.

Although any outcome can be arbitrarily dismissed as ‘debatable’, if properly understood there should be no doubt that despite Beijing’s endlessly repeated denunciations of the tribunal’s legitimacy — and even the competence and fairness of the arbitrators — China will be legally bound by the tribunal’s decision.

China claims that it has ‘indisputable sovereignty’ over the land features and waters involv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refuses to be bound by the tribunal’s anticipated decision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decision will necessarily deal with issues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who owns which disputed islands) and maritime delimitation (how conflicting national water boundary claims should be resolved) and that China has never consented to any third party impartial arbitration of these issues.

China’s argument here is misleading. The tribunal has already indicated that its award will not decide those issues but will only concern itself with other important questions, all of which involve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UNCLOS and are therefore within the tribunal’s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By ratifying the Convention, which requires compulsory dispute resolution and commits all parties to abide by whatever decision results, China clearly consented to accept the arbitration tribunal’s decision.

For example, the tribunal may amplify the meaning of the crucial Article 121.3 of the Convention by clarifying and applying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an island, no matter who owns it, is entitled to a 200 nautical mil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and continental shelf as well as the 12 nautical mile territorial sea that attaches to every island.

The tribunal may als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onvention to national maritime claims that existed prior to adoption of the Convention. In particular, it may decide whether China’s ambiguous ‘nine-dash-line’ — which first appeared on a Chinese government map after World War II before the current Communist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 should be deemed an ‘historic right’ that survived the Convention’s adoption.

The Convention plainly provide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uch questions by an impartial, independent group of five specialists whose membership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re prescribed at length. No further consent is required from any nation that has ratified the Convention and has a relevant claim brought against it.

When China ratified the Convention and agreed to be bound by any decision that resulted from such a compulsory third party determination, this consent was a free exercise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a solemn international treaty commitment to respect and comply with whatever decision emerged from the proceedings.

Of course, since China argues that in substance the issues raised by the arbitration involve questions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delimitation — and are therefore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tribunal’s jurisdiction — it has the right to present these arguments for the tribunal’s determination. But China declin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ibunal’s proceedings, unilaterally claiming that, since to its own satisfaction its arguments are legally correct, it need not present them for the tribunal’s impartial consideration. Despite this, the tribunal has done its best to evaluate China’s jurisdictional arguments.

Just think what a legal system the world would have if a country that has consented to compulsory third party decision-making — as countries have in over 90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 could simply renounce its solemn treaty promise while remaining within the treaty system and thumb its nose at the decision of the authorised independent tribunal. The provisions of UNCLOS clearly prohibit such conduct, which obviously constitute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China is evidently frantic to avoid being branded a violator of international law, even though, as its supporters point out, the United States, in a dispute with Nicaragua three decades ago, ignored a dec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fter the court rejected its claim that the court lacked jurisdiction. That unfortunate action of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continues to damage the US’s reputation to this day. Washington’s reluctance to accept impartial third party dispute resolution may well b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United States, disappointingly, has never ratified UNCLOS.

China’s current leaders, apparently only recently aware of the widespread opposition to their South China Sea legal stance, have been striving to limit the damage Beijing is about to suffer. Their spokespeople have presented all sorts of unpersuasive defences of their government’s refusal to honour its UNCLOS commitment. A few have even argued that China, by denouncing the tribunal’s allegedly improper actions, has become the true defender of international law. Instead of trying to stand international law on its head, China would be wiser to renew bilateral negoti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on the basis of the tribunal’s binding decision.

Jerome A. Cohen is Director of the US-Asia Law Institute, an NYU law professor and adjunct senior fellow for Asia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網址:

2015年10月22日 星期四

【聯合國根據第2758號決議處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問題實例】

1971 10 25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 2758 號決議,驅逐蔣介石的代表,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所解決的是中國代表權問題,而不是台灣的主權問題,既沒有決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也沒有授權中華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台灣及台灣人民

2007 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援用第 2758 號決議,以「一個中國」政策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回絕陳水扁總統以台灣之名向聯合國提出的入會申請。潘基文在美、日、加、澳等國對聯合國處理台灣的歸屬提出異議後,承諾未來聯合國提及台灣時,不再使用「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

這凸顯第 2758 號決議並沒有牽涉到台灣主權的歸屬。而所謂「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更是北京的片面主張,並沒有在聯合國獲得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會員國普遍的支持。

台灣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是台灣國家能否進一步正常化的關鍵。

以上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於 2015 10 24 日舉辦「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與台灣前途」座談會的簡介

網址: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20151024.jpg

2015年9月17日 星期四

習近平九月二十八日在聯合國大會演講的內容 將是台灣兩岸政策絕佳的切入點

兩岸關係困難,根據昨天九月十六日聯合報公佈的民調,甚至 55% 的台灣人民主張「永遠維持現狀」。習近平九月底將訪美,在與歐巴馬會談之後,九月二十八日他將在聯合國大會演講。根據中國官方昨日公佈的演講重點,這可能是中共領導人至今所做與民主國家價值觀最接近的演講。譬如習近平這兩年談「兩岸命運共同體」概念,與去年在 APEC 峰會提出「亞洲命運共同體」概念,個人認為都是狹隘的思想,但這次他在聯合國將提出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個人認為講全人類就不再狹隘,就有普世價值水準。個人認為,這次習近平將於九月二十八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的演講內容,可以是台灣兩岸政策絕佳的切入點或對話對象。

下為中國官方預先公佈的習近平在聯合國演講重點:
王毅谈习近平联合国行:将阐述新型国际关系理念
中新社 北京916日电 (蒋涛 马德林) 20150916 18:36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官方 16 日消息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首次在联合国总部全面阐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系统地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16 日在北京举行的蓝厅论坛上,作上述表示。

  王毅介绍,此次习近平将与各国领导人相聚联合国总部,目的是为了重温联合国宪章精神,凝聚“联合国家”的力量,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在新的起点上再次出发。习近平此次联合国之行,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线,以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主题,以联合国系列峰会为舞台,为增进“联合国人民”的福祉来提出中国的倡议,作出中国的贡献。

  2014 年底,习近平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王毅指出,这一主张首先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的超越和创新,对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这次习主席将首次在联合国总部全面阐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系统地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理念,开辟新愿景。

  王毅介绍,习近平出席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回顾人类争取和平的艰辛历程,表明中国对重大国际现实问题的原则立场,也将宣布中国为支持联合国将要采取的重大举措,以及为维护世界和平体现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习近平还将阐述中国积极支持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理念和原则,表明中国愿为联合国履行和平安全职责作出我们新的贡献。

  王毅说,习近平将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同各方共商全球发展大计,阐述以公平、开放、全面、创新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也将提出中国促进全球发展合作的新倡议,我们愿与各国一道走好落实 2015 后发展议程的第一步。习近平将主持中国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总结经验、谋划未来,制订新时期深化南南合作行动纲领,推动南南合作迈向新高度。

  今年也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 20 周年。王毅说,中方将同联合国共同倡议举办全球妇女峰会,已得到了广大会员国的热烈响应。这次会议将首次在峰会的层面上就全球妇女问题作出承诺,为妇女事业创造新的历史。习近平还将出席气候变化问题的有关活动,同各国深入探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之路。()